《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

这是一篇文学学校毕业论文，本论文挖掘《丛刊》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 37 年间的关系，试图为我们今后关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理论建设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面向，同时也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溯源的依据。因此了解《丛刊》的创刊历史背景及创刊宗旨等就显得尤为必要。

第一章 蹒跚十年;的《丛刊》与现代文学作为显学;的八十年代

第一节 重新评价;和填补空白;的文学实践

一、重新评价;的热潮兴起中国现代文学自产生就与政治息息相关，在文革;期间又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在转折时期，中国现代文学也如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一样，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反思。因此对一系列作家、文学现象和历史事件的重新评价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建的首要工作。《丛刊》积极承担了这一学术任务，《丛刊》上刊选的文章正体现了这一学科建设的成果。（一）对經典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

从对《丛刊》十年文章进行数据统计，在对經典的作家作品研究方面的文章占据了很大的数量，但是对应于现实领域拨乱反正;的秩序调整，《丛刊》中的这些文章也具有重新评价的意味。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最为重要的作家，对他的研究一直处于主流研究的位置，但是大多研究从思想意识方面出发，而《丛刊》1979 年创刊号中田本相的《鲁迅小说风格初探》则跳脱了思想意识的评论，从文学风格上关注了鲁迅小说具有忧愤深广;的特征，具有重新评价的性质。此外邵伯周的《对鲁迅研究国民性问题的再认识》（1981 年第 3 期）从经常言说的国民性;话题中延伸出了新的认识，对于鲁迅研究也具有现实意义。除却鲁迅研究的成果外，重新评价;的热潮也体现在了对其他作家的研究上。老舍的《猫城记》曾被当作有政治污点的作品，是老舍反党罪证之一。史承钧的《试论<猫城记>》（1982 年第 4 期）则站在肯定老舍先生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指出其认识的不足和艺术的缺陷，对我们认识老舍前期思想有重要意义。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也得到了平反，张辽民的《莎菲在幻灭、追求中获得新生兼评姚文元的<莎菲女士们的自由王国>及其他》（1980 年第 2 期）肯定了丁玲作品的社会意义，批驳了姚文元的评价。与此同时，茅盾的《幻灭》（《对于<幻灭>评价的几个问题》1980 年第 4 期）、赵树理的《邪不压正》（《重新认识<邪不压正>》1982 年第 3 期）、曹禺的《原野》（《原野论》1981 年第 4 期）等作家也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更为客观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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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思潮、流派的研究风气

对作家作品的评价认识工作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甚至还出现了很多相关的专题性学会组织。但是随着重新评价;和填补空白的深入，学术界已经不满足于对作家作品的研究认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跳脱出单一作家作品的评价，倾向于文学思潮流派的认识，转向对文学现象的综合认识。因此，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讨论逐渐增多。《丛刊》也开辟了相关笔谈;专栏，并组织了五期（1983 年第 3、4 期，1984 年第 1、3 期，1985 年第 1 期）讨论。其中提出的如何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成为被研究者们关注最多的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入日常化建设以及现代化;启蒙范式的应运而生都昭示着学科的突破，而文学思潮、流派;研究最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同时在 1981 年和1984 年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问题;学会也进一步促进了学界思潮、流派的研究开展。从《丛刊》的文章来看，也体现了学术界思潮、流派的研究趋势。在这些研究文章中，研究者们将目光集中于前期创造社、鸳鸯蝴蝶派、新月派、现代评论派、论语派、新感觉派等文学流派的研究以及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相关的思潮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主义、现代主义、象征主义等方面，同时一些文艺论争如三十年代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四十年代对《文化报》的批判等也在研究者关注的范围之列。......................

第二章 接续探索的《丛刊》与 90 年代学术进展

第一节 文学制度研究的兴起现代性的讨论不仅使得学科边界的打破成为重要的趋势，同时从一种知识、话语的历史建构角度，探讨一些基本现代观念的发生与确立，成为此类研究的一个重点。中国现代文学自产生以来，就与社会变革和思想重建密切相关，并随着文学观念、文学形式和文学生产体制而改变。90 年代现代文学研究中，研究者开始普遍关注文本以外的现象;，对文学的生产、传播以及相关批评实践进行研究。文学制度作为其中重要一环，对文学的观念、形式以及审美的生成和发生起着重要的支配和引领作用。它使文学超越了个人的藩篱和语言的限制，进入公共空间，成为拥有强烈的社会意识和文化意识的审美对象。在文学制度中，出版制度是作品被外界熟知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文学作品的发表就与出版制度密切相关。但是长期以来，出版制度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进入 90 年代以来，随着现代性;讨论的深入，有的研究者将出版制度与文学兴起与发展的关系列入了研究范围，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90 年代的《丛刊》也体现了出版制度这一新的研究趋势，并且在 1998 年第 3 期开辟出版与文学;、1999 年第 1 期开辟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专栏对相关成果进行介绍。《丛刊》的文章分别对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以及良友、晨光等出版机构进行了评述，还有一些从胡风、巴金、赵家璧等人从事的编辑活动出发对出版制度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成果都突出了出版制度与现代文学之间休戚与共的互动关系，阐发了出版制度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与发展的重要作用。孙晶的《理想与希望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文学》（1998 年第 3 期）着眼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创立与发展，通过观照其编辑风格的特点和精神，从而得出了文化生活出版社对现代文学的传播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结论。杨扬的《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学》（1999 年第 1 期）从商务印书馆的历史过程，强调了商务印书馆的文化理念及其对 20 世纪中国文化和文学所作的贡献，尤其是与新文学的关系。王中忱的《新式印刷、租借都市与近代出版资本的形成商务印书馆创立的前前后后》（1999 年第 1 期）也是以商务印书馆为例，对印刷、出版的形成进行了梳理，评估了商务印书馆出现的历史意义。........................

第二节 对文化的研究呈现繁荣景象

90 年代以来，现代文学与其他领域交叉融合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井喷式的发展。90 年代对文化的研究呈现出的繁荣景象与 80 年代现代文学掀起的文化热;具有联系，这一研究趋势在 80 年代中后期起步在 90 年代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在十年的《丛刊》中，除了作家作品和文学史观的讨论外，对文化的研究也占据了很大比重，并呈现出了以下四个维度：首先要提到的是现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关系的研究。现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具有密切关系，作家不仅在精神气质、审美趣味、思维方式上深受母地地域文化的影响，同时作品的文学风格、表现内容及表现方法也浸染着地域文化的营养。同时特定的地域还为文学流派的形成创作了条件。其实在 80 年代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地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比如黄修己的《赵树理创作与晋东南地理》（《赵树理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赵园的《京味小说与北京生命活的艺术;》（《文艺研究》，1985 年第 5 期）都是站在地域文化的维度去探讨作品的。但是这种研究方式在 80 年代并没有形成热潮，而推动地域文化研究的主要是 1989 年的学术年会。1989 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杭州年会上，与会者严家炎以中国现代作家与吴越文化;为主题进行了关于地域文化研究的最早倡导。《丛刊》也对学术研究的新倡导做出了回应。在 1991 年第 2 期和 1994 年第 1 期对相关成果进行了介绍。顾琅川的《越文化与周作人》（1991 年第 2 期）认为越文化对周作人文化心理的形成和矛盾性格的塑造具有渗透作用，此外周作人散文创作具有悠然南山式的淡远境界;也受到了越文化的影响。曾华鹏、范伯群的《郁达夫与吴越文化》（1991 年第 2 期）分析了郁达夫与吴越文化的血肉关系，浙江文化的精神特质也渗透在了郁达夫小说、游记、散文和诗文创作中。姚玳玫的《挣扎与回归洪灵菲小说地域文化特征初探》（1991 年第 2 期）更是指出了地域文化对洪灵菲创作具有决定性作用。除了上述三篇论文，还有对沙汀和沈从文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进行论述的。值得注意的还有朱晓进的《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山药蛋派;<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导论》从地域角度切入对文学流派的观照，从三晋文化角度对山药蛋派;的文学作品进行研究。..........................第三章 再续辉煌的《丛刊》与新世纪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 ......... 38

第一节 文学研究范围的再扩展 ................. 39第二节 学人研究的再深入 ........................ 47第三节 左翼文学;的当代解读 ........... 51

第三章 再续辉煌的《丛刊》与新世纪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

第一节 文学研究范围的再扩展

从上述统计可以看出，《丛刊》在新世纪的研究与之前又呈现出了不同的面向。虽然《丛刊》在 90 年代后期就已经将征稿范围向前推至近代，向后延伸到新时期文学。但是相关成果在 90 年代的《丛刊》出现次数并不是很多，而且特辟专栏介绍研究成果的情况也只有一次。新世纪的《丛刊》与前两个十年不同之处首先体现在研究范围时间上的扩展，对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的全面关注。80年代中期20 世纪中国文学;提出意在打通近、现、当代的文学研究，90 年代在《丛刊》的栏目和文章中均有体现。在新世纪的现代文学研究中，《丛刊》更是将这种研究思路体现得淋漓尽致。随着版面的扩展，关于晚清文学和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也成为研究的主要内容。2001 年第 2 期的近现代通俗文学笔谈;可以看作是对这种研究趋势的倡导，对近现代的通俗文学研究进行了思考。樊骏的《能否换个角度看》（2001 年第 2 期）从文学的平民化、世俗化、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等看待鸳鸯蝴蝶派的开拓作用，重视鸳鸯蝴蝶派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主要建树和历史地位。范伯群作为研究通俗文学的专家，在《文学现代化：多渠汇流的世纪大潮》（2001 年第 2 期）的笔谈中谈到了新世纪应对通俗文学采取的态度，对于通俗文学体系化具有一定影响。李欧梵在《近代翻译与通俗文学》（2001年第 2 期）的发言中提到了翻译小说在晚清民初的地位，这对后面翻译文学的兴起具有一定的倡导作用。叶凯蒂的《妓女与城市文学》（2001 年第 2 期）则注意到了妓女这一特殊群体，认为上海妓女小说的诞生是城市小说的开始。除此之外，参与笔谈的研究者们无一例外地都注意到了通俗文学与现代文学具有的千丝万缕的关系。.......................

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