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裘小龙侦探文学小说的中国形象

本文为文学论文，笔者认为裘小龙为西方读者呈现出相对理想秩序的中国社会形态，这在华人英文文学创作当中是难为可贵的。一个作家对异国现实的感知与其隶属的群体或社会的集体想象密不可分。

第一章 变革中国;的复杂样貌

第一节 不断发展的繁华都市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逐步建立，中国经济进入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自上世纪 50 年代被国家政权压抑的都市也随之进入快速推进阶段。裘小龙的中国形象聚焦在都市的繁华动态变化，是别有深意的一次文学对象选择，对西方读者有意识有选择性的阅读呈现。

裘小龙笔下的都市生态最引人瞩目的是社会新事物、新现象的大量出现，描绘了一幅正在发展的繁华都市景观。我们可以看到 90 年代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进程极大改变了城市的外观，胡同、老街、小巷、弄堂逐渐被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替代。按照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理查德·桑内特的考察，身体体验塑造着城市的形象，反过来城市形象又回应和加强着身体的体验，而身体器官眼睛所最直接观察到的则是都市外观的变化。高楼大厦的拔地而起，建筑工地的轰鸣作业声，裘小龙在小说中反复叙写都市建筑外观的新面貌与商业气息，呈现出都市建筑的现代化趋势。当然作为宏观层面上的都市外观建筑工程并非都市新气象的全部，他还在微观上细致描绘了物质繁盛，麦当劳、法兰绒的地毯、法国红酒、西式咖啡馆、电脑空调等。卢华侨的莫斯科餐厅生意红红火火，装修雅致奢华，杯子闪着光，银器如同从凑够冬宫搬过来，地道俄罗斯风味，地道的俄罗斯女招待，连外国人也流连忘返；水晶枝形吊灯下，悠闲啜法国红酒，俯瞰海关大楼的陈超与新世界;集团顾总经理在商洽；街道两旁都是大大小小的商铺、布置华美的橱窗；生猛海鲜、地道小吃等汇集的人声鼎沸的广州夜市 裘小龙小说的日常叙述中有多处琳琅满目的物质描绘，对内是中国人物质生活水平自市场经济施行后得到显著提高，对外是国民经济发展迅速致使中国国际地位陡然上升。以前我们习惯叫苏联人老大哥，相信他们比我们更先进，而我们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人们认为中国已经比苏联富裕了，年轻的俄罗斯姑娘在中国餐馆和俱乐部找工作，就像中国人去美国一样;1，卢华侨之所以能喊自己店铺里的俄罗斯女性招待为小妹妹是因为中国强大的经济总量使然，充分满足了男性自尊心与虚荣心，与此同构的是国家经济形势一片光明所带来的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物化的现代性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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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充斥着社会矛盾的隐性空间

裘小龙远在美国，地理距离的间隔使其得以客观理性地洞察中国变革形势，避免情感倾向的溢美;叙述。在他的小说中改革成果呈现在都市化进程加快、物质奇观、各种新事物、新观念大量出现、人们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上，然而难以苛求肩负千年沉重包袱的古老国家从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一夜间极致转型，因而诸多过渡性社会矛盾的存在也是裘小龙小说中中国形象的另一个面向。

最突出的社会矛盾就是从利益均等到利益分化引发贫富两极化难题。改革开放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是引入市场机制，贫富差距扩大是市场转型的一种副产品。国际流行的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理论有效解释市场转型的初期贫富差距急剧上升。市场实行的是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竞争导致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的分化，收入上的分化、贫富差距的扩大。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国家机关工程师刘国庆的一个月收入比不上卖茶叶蛋一周；陪唱女白云一周收入等于名牌大学教授一年总和；富人顾海光一顿饭等于穷人一年粮。职业、行业、单位等各方面因素造成两极化趋向，引发社会心理失衡，社会整体公平受到破坏，直接影响社会稳定。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矛盾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化导致下岗工人增多，生活艰难。裘小龙在小说中多处提及九十年代的下岗大潮，《石库门骊歌》从早忙到晚的下岗寡妇袁女士与下岗虾姑、《红英之死》中白云的父母下岗，她不得不去夜总会当伴唱小姐挣钱养家、《外滩花园》中丈夫下岗，洗碗工香香每天忙得皮肤皲裂、《红旗袍》中张政委的女婿下岗而孙子患肺炎急需钱等等。下岗职工境遇令人同情，失去工人阶层原有的利益保障，文化水平偏低、年龄偏大、再就业困难，加之国有企业转轨困难，国家无力投入，政府失业救济不完善，工人不得不承担改革成本。但同时劳动制度改变所带来的社会疼痛是经济提质增效的必然，国企员工佩青与大厨乘借改革商机，希望盘活效率低下，生意颓淡的国有饭店，凸显下岗浪潮中迸发社会智慧与创造财富并存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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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滤镜下的中国阶层影像

第一节 先富阶层的身份忧虑与美化

在市场雏形基本形成的情况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中国最富有刺激的一段话，它令持传统思想的人恼怒，使一些有能力的人跃跃欲试，这时期因投机得当而出现了较大规模富裕群体和令人瞠目的暴富者，原先政治身份下经济平均主义的根深蒂固思维被骤然撕裂，其他阶层对此或羡慕妒忌，或抱怨愤恨，对收入分配结果不满的他们对致富者手段和其人格表示怀疑。占据社会资源优势的先富阶层拨动金钱时代的敏感弦音，其阶层群像的塑造关系整个社会生态。不但如此，90 年代风靡美国的畅销书《中国觉醒了》代表了一种视中国经济在邪恶中增长的舆论势力，将中国的经济发展与道德邪恶形象统一到一个否定的基点上，主导中国市场经济走向的先富阶层群像塑造亦与中国迅速增长的经济性质形成同构关系。为此，裘小龙笔下的先富阶层首先呈现出以炫耀性消费弥合历史性政治身份创伤,渴求获取经济时代优势社会地位认可的群体心理。同时分别以道德人格的美化、历史创伤的悲剧命运以谅解怜悯、侧笔白描以限暴发户出场的方式过滤掉先富阶层商人等价交换的交易本质特性，模糊功利主义价值取向以及省略资本积累的剥削致富过程，于此巧妙转换成以白色致富者为众，象征中国经济增长的正义性。

贯穿侦探小说系列的卢华侨、《红英之死》的欧阳和《外滩花园》的刘庆代表的是重情重义、追求理想的上进富商。卢华侨向往西方开放自由的文化，是一个忠诚于理想的商人。他注重情义，对朋友嘘寒问暖，为朋友陈超的婚恋问题操心着急，理解朋友陈超忙于公职而不能时常尽孝的尴尬处境，主动为朋友伺奉其母，同时带领朋友致富以践行传统有福同享;兄弟观。相同的是，陈超在陌生城市广州所萍水相逢的商人欧阳，对朋友也是深情厚谊，始终热切追求理想。曾经是文艺青年的他人到中年，腰缠万贯后依然选择住在充斥着文人气息的廉价宾馆，感受文学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重拾理想的热烈。欧阳性格爽直仗义，对初次见面但投缘的朋友也竭力相助，表现商人外衣下的耿直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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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间阶层：维护社会稳定的极致人物陈超

如果说先富阶层形象与中国经济增长性质形成隐喻符码，那么中间阶层形象关系到维系社会稳定力量是否坚定强大。李强对中间阶层的界定是生活水平、财产地位处于中等层次的社会群体;。他们反对通过大乱来达到大治的主张，更惧怕社会动荡，同时也对社会变革做好心理准备，理性分析社会问题，冷静理智处理社会冲突，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

裘小龙手持滤镜，去除人物外貌性格能力等任何瑕疵，精心塑造极度理想化、极致化的陈超作为中间阶层的人物，向西方读者展示出维护社会稳定的优秀力量。首先，陈超是外表英俊，风度翩翩的现代儒家君子。20 世纪初中国人的外貌特征被西方人塑造为长着小猪眼，拖着长猪尾;，把中国人与被人鄙夷厌弃的动物同列的生理属性描绘，粗暴地传递出野蛮中国;的套话，丑陋的外貌直接暗示中国人野蛮的内质。裘小龙在西方阅读语境下赋予陈超潇洒不凡外表，是一次自觉消解陈旧华人印象而赋予其先进文明政治象征的创作行为。而着力塑造陈超儒家君子文人特性亦出于此理。在讨论前我们需要厘清君子;概念。《论语》中多次重申了君子与文;之间的密切联系。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经过文;教和文;化的过程，一个有着适当质的男子就会成为一个翩翩君子，所以君子;首先得是一个文人;。而中国传统‘文的典型男性就等同于数不胜数的才子佳人故事里的书生形象，正是虚构的书生才子具象化体现了君子;所应有的才华品质。陈超经常在生活中吟诗引赋，宛如学识渊博而又多情风流的江南才子。这一文人;身份的塑造具有两方面价值，一方面是借助身份吟咏以诗入小说，通过穿插大量中国古典诗词向西方读者传播优秀中华文化。文人侦探陈超始终牢记为国尽忠的职责，努力钻研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通之处，寻找两者沟通桥梁。历史沉淀的古国文明构成中国良好国家形象树立的催长剂，深谙此道的陈超整合生活场景与民族文化碎片;向外国来宾介绍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具备良好传统文人素养的陈超实际上可视为向西方传播中华文化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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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灰暗中一抹光明：正面中国形象.......................25

第一节 切断苦难中国;的历史链条......................25

第二节 打破荒诞中国;的当代论调.................29

第三节 重塑中国形象与华人英文文学的突围..................33

第四章 形象生成原因探究...........................42

第一节 中心抗争：中国威胁论;与族裔忧虑.....................42

第二节 民族认同：中国崛起与家园情结................44

第三节 文化利用：乌托邦;形象原型与美国社会危机..........................48

第四章 形象生成原因探究

第一节 中心抗争：中国威胁论;与族裔忧虑

上世纪 90 年代以苏联解体，冷战格局结束为开端，自此与美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上对立的唯一世界大国就是中国，并且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又一次挑战美国世界霸主的权威，成为美国最大的假想敌，尼克松提出中国威胁论;企图遏制中国发展。90 年代中后期美国在人权、经贸、美台关系、武器扩散等一系列问题上刁难中国，中美关系越来越脆弱紧张，同时也在政治策略、大众心理与媒体策划等多方面合谋下加紧构筑其邪恶形象，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基本上都是选择;或捏造;的负面消息，因此周宁教授称之为20 世纪末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妖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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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裘小龙独具慧眼把中国书写定位于社会转型时期，一改华人作家向西方呈现落后中国农村的主题，抓住西方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败的密切关注，描绘出过渡时期物质繁荣又充斥着社会矛盾都市形态。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进程极大加速，物质丰富、人们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都市变化日新月异，呈现出发展的蓬勃活力，但由于新旧社会因素矛盾、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与利益格局的变化、价值体系的变动、社会流动加速等引发社会失衡，裘小龙对此也有并不遮蔽掩盖的书写。但笔者注意到裘小龙的中国书写是一种除去杂质的过滤性;处理，给先富阶层人物以道德人格的亮色或伦理人性的柔光，消除社会底层暴戾不满情绪，瓦解西方抹黑中国经济增长即邪恶力量扩大威胁的谣言；展现中间阶层陈超极致形象，为改革发展事业保驾护航；把都市罪恶象征的社会底层娼妓浪漫主义化，诗意化，寄托出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美好期待。

裘小龙为西方读者呈现出相对理想秩序的中国社会形态，这在华人英文文学创作当中是难为可贵的。一个作家对异国现实的感知与其隶属的群体或社会的集体想象密不可分。人是群体动物，其身处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令其自觉不自觉会在居住国文化大背景下解读异国，很难脱离集体无意识的樊笼。在西方话语中心看来，东方只是验证西方强大神话的工具，与西方对立的东方文化视角的设定是一种文化霸权的产物，被肢解扭曲的想象性东方;成为验证西方自身的他者;。所以我们看到东方文化身份的作家面对西方市场总是以西方想象自己的方式来创造自己，从自己与西方文化的差异里去确认自我，在跨文化中自我再现，而这往往与西方论述东方的刻板印象相一致，以东方的真实声音证明了‘东方主义的正确性，华人英文文学陷入自我东方主义;的怪圈，进一步加深了西方对中国的误解。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