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的错位继承与救赎之旅——《白鹿原》与《古船》文学比较 乡土
这是一篇文学学校毕业论文，本文通过比较两篇文本，挖掘文本所展现出的新时期家族书写转向，重点探究转型期家族的复杂性存在，对于以往论者提出的家族历史性悖谬进行原因探究，同时挖掘在面对现代化挑战产生的忧虑感背后，作者是否为我们提供了家族发展的未来图景。
第1章小说的家族定位与矛盾性叙述的客观存在
1.1家族母题小说的书写传统
在中国文化中，人作为自然的个体以一定的血缘关系组成家，家成为构成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单元，而在中国几千年来儒家文化的熏染之下，中国的封建王国也是基于家的模式而建构。对于家国共构;张法曾谈到：对于中国文化，可以用三句话：伦理中心，家国同构，天人合一。;中国文化以家为基础，以家的伦理为范型，推行于国，又推行于天。;在家国同构;的中国文化传统中，描绘家族兴衰展现国家兴亡的作品便不绝如缕，使得家族小说成为中国小说创作的重要母题之一。
1.1.1小说的家族定位
家族母题的书写从五四;以来呈现出绵延的态势，本章无意赘述久远的家族书写史，而重点选取五四以来的小说文本，追溯家族书写的继承与革新。
五四以来，旧中国面临帝国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倾乳，一批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救国之路。救亡图存信念指导下从器物到思想文化向西方学习之旅已然开始。而对于中国落后原因的反思使得大批知识分子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宗法制下的旧式家族成为标靶。鲁迅曾自述其写《狂人日记》的目的就在于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钱理群称巴金三十年代的小说大都是写旧家庭的崩溃以及年轻一代的叛逆反抗。;《家》中长房长孙形象定位下的觉新负担着高氏大家族的重荷，成为了封建礼教与封建专制的牺牲品，青梅竹马梅的外嫁、死亡，妻子瑞玉在外难产而死，这些都成为控诉封建专制迷信的有力武器。四十年代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中蒋捷三家族崩溃下的叛逆子弟蒋纯祖在五四过后近二十年重提五四的历史命题，漂泊于四川农村时敢于挑战农村的宗法传统；抗日战火下从北平遭受的苦难折射出国家民族残破的刻骨的疼痛的《四世同堂》，也正是在这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作者审视着传统家族文化反映在国人身上的文化劣根性，增强了批判的深度引起国人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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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家族矛盾性叙述的客观存在
晚清至五四甚至到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处于巨大的转型期，对于古老中国摆脱愚昧、落后的现代化诉求，激进的革命者以及青年学生寻求突破口，家族在某种程度上和封建专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个时期的家族叙述模式较为单纯，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下单纯地着眼于批判封建家族制度对人的戕害以及宗法伦理的残忍。无论是《家》中的高老太爷还是《四世同堂》中的祁老太爷，他们都是家族文化重负下被淹没掉的灵魂，即使祁老太爷在看尽日本人残忍后发出反抗的呐喊，当抗战结束后仍旧告诉自己的重孙：只要咱俩能活下去，打仗不打仗的，有什么要紧！即使我死了，你也得活到我这把年纪，当你那个四世同堂的老宗。;》十七年文学时期，革命政治话语笼罩下的家族小说拥有了特定的意识形态特征，走出了较为单一的文化否定年代又陷入了革命政治话语的泥潭，在沉重的政治话语负荷下家族作为突出革命英雄人物的纯洁性及其道路选择的历史必然性的框架而存在。
新时期以来，新中国面临着多重困境的挤压，商品经济的发展，外国资本的强力注入，经济全球化下的文化全球化让经历文革;后缓慢恢复的中国倍感压力。文化界企图重寻中国文化之根来应对全球化下的焦灼心态，但是在经历了一系列的革命、文化的斗争之后，中国的学者更加的冷静，展现理性思索后对于中国传统家文化的描绘，在上文中我们谈到了两部作品对于传统家文化的肯定性意义，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两部小说文本中对于传统文化的追寻摆脱了单一的叙述视野而客观的存在着矛盾性叙述现象，而矛盾的双方在文本中的叙述力量对比是完全不同的，也正因此丰富了新时期家族文学的转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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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转型期基层社会的复杂性呈现家族权利承续中的旁落
2.1族权与基层政权的交织博弈
从辛亥革命开始，中国社会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五四运动;对于民主;科学;的倡导更加催促传统宗族观念的形式解体。但是传统的封建宗族观念无法在短时期抹除，同时，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农村，中国基层政权的形式探索逐渐崛起之际，封建族权与基层国家政权的交织形成的权力本位;观念日渐滋长。尽管1983年以来乡镇地方官员已经具有国家的行政和薪资级别但他们并未完全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公务员，而依然与传统社会的乡绅阶层一样介于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两边，仍有可能服务于非国家的力量（如地方社会中的关系网络、家族与地域性经济及宗教社团）。;而在《古船》与《白鹿原》的文本叙述中，基层地方官员和乡村家族首领存在角色重合的现象，因此两部小说在两种权力的交媾之下完成了藏污纳垢的民间本相。二者均是在农村基层群众以血缘维系的家族;概念下，以族长;式人物为轴心展开，区别就在于：《古船》是在客观政治经济条件之下呈现出族权与政权交织于一体，展现出政权强势下族权进一步的辅佐作用；而《白鹿原》是以族权与政权的分野叙述进而突显出族权优势下权力的更迭。
2.1.1《古船》：政权庇佑下的权利媾和
四爷爷赵炳，他对于官职的向往并不亚于鹿子霖，但《白鹿原》政权和族权的分离让鹿子霖并没有十分的能力去贯穿基层政府和农村，并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自己的尴尬境地。而在国家乡镇权力建设的摸索时期，基层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于乡村族长式人物的权威。因此，当政权有此需求之时，必然会向此类人物抛出橄榄枝，为两种权力的媾和提供政治合理性，基层的管理能够取得一定的成果。而在《古船》中，当基层民众话语权力完全掌握在一人手里，而此人也能够在基层政权适时地为自己、为绝对拥护他的人谋取一分职位，具有双重保障的他能够玩转于二者之间，处于任何政治状况之下他都能保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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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转型期族权旁落的原因探究
我们在本章伊始所谈到的，新时期以前的家族小说权力交织的单一化倾向明显，从封建家族内部族长式权力的绝对权威到建国前后革命话语的强势地位使得小说中的权力叙述具有一定的纯洁性而且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或批判或极力推崇；而新时期以来，国际形势的纷纭变化，全球化浪潮下中国不得不去追赶全球现代化的步伐，而对于中国历史的审视也更加的理智化，在文化批判的狂热与革命激情过后的家族小说创作中，作者更为冷静地叙述中国农村在特定时期的生存本相，进而发现历史的悖谬性状况。仔细研读这两部家族小说，我们会发现一个共同问题的存在，处于社会转期的中国农村，当新的基层政治体制还未健全之际，旧的封建传统的宗族意识仍旧存在的状况之下，谙熟于封建传统的宗法制度并拥有一定宗族地位的人，巧妙地取得基层政权的话语权，在其未成熟稳重之际，利用自己的宗族权威窃取革命的胜利果实。就像王仲生所谈到的：历史发展以‘恶的形式出现，以‘美的牺牲为代价，我们应如何走出历史怪圈？;这也就是很多论者所发现的新时期家族叙述的悖谬性存在，在此，本文将进行初步的尝试性原因探究。
《古船》独异与《白鹿原》的叙述方式即并没有按时间顺序进行历史的描绘，而是将时间分为几个板块，为我们抛出时间的结果，在后文中再娓娓道来。这样的叙述方式一定程度上带给读者阅读障碍（相比较于《白鹿原》来说），但是这样的结构却将人物尤其是赵炳的深刻性逐一挖掘，呈现出底层话语权的掌握者如何玩转基层政权。《白鹿原》以时间的线性叙述展现中国五十年的历史风云变迁，从转型期家族叙述的悖谬角度来解读《白鹿原》，在与《古船》的类比叙述中探究族权旁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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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章传统淬取出的家族拯救者及其所呈现的家族回归范式...........37
3.1家族拯救者的历史呈现............37
3.1.1《古船》：知识分子式的文化批判视野下的儒者忏悔..............37
3.1.2《白鹿原》：传统农民视域下对于实践理性的儒者坚守...........39
第3章传统淬取出的家族拯救者及其所呈现的家族回归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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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二十世纪的中国风云变化，家族母题的书写也在纷繁的历史进程中呈现出承续现实，家族书写承载着对于乡土中国的百年历史再现。新时期的家族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宏大的家族母题，却也展现出不同的书写风貌。《古船》与《白鹿原》就是在新时期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下完成，因此成为世纪末用以抵御现代化侵袭的珍贵文化资源而被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记。
本文从概述二十世纪的家族小说出发，着重探究新时期以来小说对于家族母题的延续，质言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简要呈现新时期两部小说的家族定位，着重从文本出发，以人物形象为依托，展现区别于新时期以前的对于家族意义的肯定性叙述。在家族批判与家族意义承续上客观呈现出的内在矛盾性叙述。
转型期家族小说含义的丰富性让笔者无法忽视文本中对于权力的叙述。很多论者已经提出转型期家族小说叙述的历史悖谬：革命成果被伪革命者窃取。本文则尝试着讨论此悖谬性叙述的历史原因，分别从人物生命经历、基层权力的交织与被玩弄以及精神复仇意识的萌发三方面进行了分析。同时探讨了作者面对该悖谬所给出的家族回归的范式。
家族小说作为重要的小说母题范式，新时期的作家给予了高度重视，对于新时代下家族意义的书写仍旧在继续，对于家族小说文本意义的探寻也将从更多的角度进行探究。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