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 案 江南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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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礼的江南案
江南本名刘宜良，他17岁随蒋经国到台湾，是蒋经国一手培养的政工人员。1954年，江南就读于台北市师范大学，后担任《台湾日报》记者。1982年，江南开始研究蒋经国的生平，并于1984年正式出版《蒋经国传》。
《蒋经国传》出版之后，立刻成为畅销书。由于该书对蒋氏父子的劣迹进行了揭露，台当局对此极为恼怒，视江南为“叛逆”。台当局“情报局”指派陈启礼、吴敦、董桂森等人，到美国旧金山伺机刺杀江南。
身为“竹联帮”帮主的陈启礼，为何要听命于台当局？这个谜后来逐步解开——因为陈启礼是台当局的情报人员。
据披露，进入20世纪80年代，“竹联帮”势力范围纵贯台岛南北，成员逾万人。此时，台当局看上了“竹联帮”，经台“情报局长”介绍，陈启礼加入台“情报局”。
基于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和高额的酬金，陈启礼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赴美国公开杀害知名人士、《蒋经国传》作者江南（本名刘宜良）的任务。
1984年9月15日，陈启礼以台湾情报局情报员的身份，编号，同“鬼见愁”吴敦、忠堂堂主董桂森一行奔赴美国旧金山大理市，潜入一座紧靠太平洋海岸悬崖上的私寓车库中，朝毫无防备的刘宜良连开三枪。陈启礼一行作完案返回台湾时，情报局三处
处长陈虎门到机场迎接至天府餐厅接风洗尘，当场奖赏4万美元，并许诺改日加封重酬。然而，陈启礼一行尚未喝完庆功酒，美国新闻界便将“江南命案”向全世界曝光。江南的命案事发后，情况为美国安全机构查获，陈启礼被台湾当局逮捕，判处无期徒刑。此时国民党为掩盖真相，抓捕了包括陈启礼在内的数百名“竹联帮”重要成员,后因被两度减刑，陈启礼于1991年获释。
江南案的历史
“江南案”的直接起因，是官府为了打击江南一带具有反清倾向的江湖势力。雍正七年三月至七月间，浙江总督李卫手下密探打探到“沿海等处，竟敢有不法之辈自称侠士豪杰，平日精通拳棒，熟炼壮药，因而聚徒行教，或以卖卦六壬为名，造作奇门符咒，哄骗愚民，往来各处辗转煽惑。凡无籍之民闻风而动，遂为伙党，并有假称贸易，借端出洋，交通声气，潜匿隐僻之所，伺衅阴谋不轨”①。李卫得报，派手下干员前往复查，密捕主要嫌疑人江宁上元县监生于琏。几番审讯下来，于琏“始据开出甘凤池、周昆来等十余人姓名。并供皆系其师张云如为之指引交结，前之符录即云如所授。询其各犯行径，则称甘凤池炼气精劲，武艺高强，各处闻名，声气颇广;张云如以相命坐功文武笔录邪术符法，收门徒甚多”②。随着甘凤池等陆续归案，案情似乎有了重大突破，各种匪夷所思的供词摆在了李卫的面前，牵涉面很广，乃至与如二阿哥府等都扯上了干系。头脑一时发热的李卫确信自己挖到了一个埋藏很深的反政府江湖组织。八月间，他一面正式向雍正做了密报，同时仓碎开出跨省拿人的拘捕咨文。
然而，案情发展不利的一面很快就显现出来。初始的兴奋过后，实质的东西并未见水落石出。李卫的烦恼越来越大，大量的天花乱坠的口供还在不断涌现，但这些破绽百出的不根之词对寻找出实质性的突破口非但毫无帮助，反而在不断地涣散销蚀着官方的注意力及耐心。李卫十分努力，从八月间回杭州在任守制开始，至十二月初的一段时间里，案子一直在审，就是不见实际的进展。正在进退维谷时，一个使整个案件峰回路转的情况出现了。江苏方面咨拿的案犯张云如等迟迟未能如期送到杭州，江苏按察使马世俯专门差家人赶到杭州投察李卫，称“此案人犯，其中似有辗转仇扳；即其实据，亦闻有故意装点者，请再细加察访”③。两江官方的反常举动，给李卫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也给整个案子带来了新的转机。敏锐的李卫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通过密查，十二月初，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李卫给雍正皇帝正式上了一份关于本案审结的密折，密折的重点为指认署理两江总督范时绎、江苏按察使马世灼等有故意包庇案犯张云如等重大嫌疑，请求朝廷派钦差大臣下来审理。至此，本案韵切入点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但案件的性质与发展方向已经转变，官员参幼成为重心。雍正旗帜鲜明地支持李卫向两江官员开火。李卫再接再厉，很快揭露两江官员如何嘱买浙江派往苏州押犯官员马空北，如何抽换案犯证据，给案犯提前通风报信等等举动的密报，一一呈报到了雍正的面前。雍正震怒，斥范、马为“小人”。派工部尚书李永升为钦差大臣赴杭州会审此案。雍正八年正月，风尘仆仆的李永升陛辞起程，路经苏州，将已解任候审的江苏按察使马世俯、副将张玉金等顺路押往杭州。三十日，李永升、李卫及潜运总督性桂等会同就马世WT等包庇匪盗一案开堂会审。结果马世熔、张玉金等被议革职，范时绎也被议解任。“江南案”的最终审结是在雍正八年八月，由刑部正式议审具题结案。令人费解的是，在内阁刑科史书(内阁所存刑部重要题本文件汇抄)中没有见到有关此案匪盗审结的记录，而有关官员处分的审结记录却凿凿在案，其标题为:“参革原署江苏按察使马世灼等庇护匪类张云如程汉瞻通同行贿抽匿妖书一案”。审议
结果是:“应将范时绎照云如原犯之罪(斩)定拟马世灼、马空北则拟斩。”④这里留下
了个很明显的破绽，应同时存在的有关各匪盗案犯的审拟结果哪里去了?显然，已被官方人为隐去了。通过辗转翻查官方档案，我们发现，雍正八年八月确实存在着一个刑部对于此案中匪盗各犯的审拟结论。在乾隆元年的一份刑部揭帖中记载:刑部“雍正八年八月初九日题，十三日奉旨:张云如、蔡济思、圆实(和尚)依议应斩;胡恺公、陆同庵、范友龙依议应绞”⑤。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本案重犯甘凤池、周昆来等却因不明的原因，判决与执行迟迟没有结果。直到乾隆初年，他们还押在狱中，周昆来因为年高瘫痪，被议回家监外执行;而甘凤池则因候质人犯始终没有抓到，一直还关在狱中“在押候质”⑥。依此可推，“江南案”中有关匪盗部分的审理一直没能顺利，尾巴留到乾隆时期，其中必有隐情。从某种意义上讲，本案的匪盗部分的审理，基本上是个败笔。
二、个案中的几条暗线
“江南案”看似寻常，但个中的一些细节颇耐人寻味。尤其个案背后客观存在着若隐若现的几条背景暗线，提示了雍正时期案狱兴废的轨迹与规律，具有典型性。
江南案的事件发展
1949年国共内战，国民政府逃亡台湾，刘宜良随来台湾，进入台湾“国防部”政干班学习，并到台北政工干校（今复兴岗政战学院）受训，为第二期新闻系肄业（因拒派至部队当指导员，被校方退学），后来进入新闻界担任记者。
1967年以《台湾日报》特派员身份驻美国，并加入美国国籍。在美国期间以江南为笔名写作《蒋经国传》，并着手打算写作《吴国桢传》，其中《蒋经国传》于美国洛杉矶《论坛报》上连载后，由于内容记述蒋家内部与国民党内部之派系斗争，被国民党当局认为有揭蒋家隐私之嫌，视为侮蔑元首。
据传闻，1984年7月当时国民党情报系统由情报局长汪希苓经人介绍认识竹联帮帮主陈启礼，派竹联帮帮众赴美国加州旧金山德里市暗杀了刘宜良。
然而当时蒋经国四子蒋孝武涉入情报体系甚深，坊间认为蒋孝武可能是主谋，但并无确切证据。江南案告一段落后，蒋孝武于1986年3月奉派至新加坡担任商务副代表，并长期留在驻外单位，在蒋经国任内都未再回到台湾当局“中央”部门。对此，坊间有人解读为“谪放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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