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出版与中国当代文学

这是一篇文学学校毕业论文，本课题立足于中国当代文学这一历史语境，从传播媒介的理论视角切入，通过对当代文学与文学出版及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系统研究和具体剖析，为更好地把握当代文学及其与众不同的话语生产方式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一 文学出版的缺席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困境

1 中国当代文学能否写史;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能否写史这个问题，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学术界有一次比较大的讨论，整体上分支持派与反对派。1985 年在上海《文汇报》的主持下在文艺百家;专栏开展了当代文学能否写史;的大讨论。10 月 29 日，唐弢首先发文《当代文学不宜写史》，施蛰存于 12 月 2 日也写文章《当代事，不成史》给以支持。理由有四：第一，‘当代文学这个概念是‘为了表示和国际潮流合拍，与 Modern Literature 相应，引进了这个概念。而中国的‘当代文学研究范围囊括了近五十年的文学，用‘当代这个词就失去了它本意的指向性;[1]；第二，当代;是在行进中发展中的年代，具有展望色彩，史;的研究则具有回顾的色彩，所以当代文学;这种发展中的文学形态不具有写史的特性，缺乏了一种历史厚重感和沧桑感；第三，20 世纪文学史是一个整体，科学含义上不能因政治或经济等非正常因素而分开，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学者就看到了20 世纪文学发展的联系进而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文学观；第四，当代;一词在时间上的限定性，它只能涵盖当下十年左右的期限，并且还处于一种动态之中，描述的不确定性加大。综上四种原因，当代文学;不能写史。

而认为当代文学可以写史的代表人物有晓诸、吴倩等，晓诸于 11 月 12 日著文《当代文学应该写史》，吴倩也著文《过去事，就是史》呼应。他们认为，人们在新文学发展中写史，就是那时的新文学史;，后人借以理解的那一时代的当代文学史;，比如司马迁的《史记》，记录的就是那个时代当下发生的事件，时至今日就已然成为了我们了解过去的历史，凡是发生过的就可以不能被更改，就已经成为历史，那么就可以被记录，再者，当代人写当代的历史，更真实，身临其境，这是一种比穿越、虚拟、想象更可靠的文学史叙述，当代人有保护鲜活历史材料的优势。基于上述理由，所以当代文学可以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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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写文学史;的讨论

新时期以来，随着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和政治话语环境的宽松，大批知识分子重新获得了话语权，对于此前三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情况，打破了精神枷锁的知识分子对其充斥的阶级纲性和政治色彩感到不满，要求文学史研究要回到文学本身，而不是外界环境的干涉与阻挠，为了还原真实的文学样貌，一部分学者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口号。

1988 年 7 月，青年学者王晓明与陈思和在《上海文论》第 4 期开设的同名专栏中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并受邀担任专栏主持，一时间众多学者纷纷著文发表意见，前后历经 18 个月，主要讨论包括重新研究、重新评估新文学重要作家等内容，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 从而探讨文学史研究多元化的可能性;，整体上来说是对以往文学史研究所渗透的主流文学观念及评价还原其真实形态，给以合理中肯的认识，尤其是党的当红文人和受抨击的非主流语录文人，比如刘绍棠与胡风，就十分具有代表性，重写的意义之一就是还原其在当代文学进程中的本来贡献。在这样的理论倡导下，宋炳辉《柳青现象;的启示》和戴光中《对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这两篇对以往作家重评的文章应运推出。无可否认在十七年文学;时期柳青和赵树理在文学创作上的突出成就，但也不能消释政治因素的背后推使，而此次重评，就是力图改变以往那种政治标准决定艺术创作和作家评价的干扰。接着，专栏又刊出了重新评价丁玲小说和茅盾《子夜》的文章，也是从其文学创作的艺术水准上重新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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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学出版制度的确立与当代文学生态

1 文学出版制度的确立与当代文学的发生

纵观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先后呈现出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三种形态，据文学史的发展研究来看，现代文学（1917 年1949 年）是近代与当代文学发展的过渡时期，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相比，市场环境下的学术氛围更加宽松，文化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作家创作更加自由，文学批评论争此起彼伏，文学社团林立，文学思潮风起云涌，等等；1949 年以后进入当代文学之后，计划中的文学发展也是与过去;藕断丝连，例如建国后一些现代文坛重要作家仍然活跃，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时期的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关系密切等，但此后中国文学的发展确实经历了一次较为根本性的转型，文坛显得色调单一，主要表现为文化环境的变迁。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党和国家从政策上将文学的创作、出版、发行、批评等一系列的文化行为收拢起来，置于政治制度之下，从而有计划地进行文学生产。这些手段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文学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有利于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但又因其高度的政治垄断性，难免对文学自身的发展产生相应的桎梏。要研究国家政治对文学史发展的影响，必须要落实到具体的文学活动机制层面才能奏效。作为文学生产机制核心环节的文学出版，它承担了媒介传播的关键作用，是信息经过大量复制并走向社会公众化的瓶颈，所以，研究当代文学的发生及其所受制的各种影响因素，可以立足于当代文学出版制度的转型来探讨。

文学出版作为文学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连接作家和读者的重要桥梁，作家可以凭借出版将自己对外在世界的观点或意见借助作品传达出来，读者可以通过作品来认识作家的思想主张和内心感受，并进而使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交流成为了可能。同时，文学出版也为文化（尤其是优秀的文化）的记载和传承提供了便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劳动分工的进一步细化，文学生产也在进一步划分为更加明确具体的文化生产行为，具体表现为专业作家的生成、文学出版机构的出现和批评群体的积极参与，即创作、加工和反馈。其中，专业文学出版机构的出现成为作家发表文学作品和读者参与文学批评的纽带。伴随文学出版机构的重要性的加强，文学出版制度也就呼之欲出。文学出版制度作为一种制度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文学作品的审核标准，即什么样的作品符合时代需要、是否拥有市场需求以及能否受到读者青睐等，对于作品的创作和读者的接受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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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代文学出版制度下的作家生态

新的文学出版制度保证了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党和国家通过党委负责制、选题计划审批、分工合作制、三审制等措施将文学生产牢牢地掌握在手中，这都是当代文学发生的外部环境，而作家的生存和创作则是当代文学在生成机制层面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对于新中国文学的创作方向，党和国家做出了明确的指示坚持二为;方针。除了对文艺创作方向的规定以外，传播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出版领域也渐被体制化，成为党和国家掌控文化资源的重要力量，这样一来，与建国前相对自由的文化市场相比，文人的创作被一双无形的手所左右着。

建国后，全国的作家成分有解放区文人、原国统区文人，还有旧文艺文人。第一次文代会之后，随着文艺组织在全国各地的纷纷成立，那些被新政权认可的文艺工作者;，相继被纳入国家管理体系，有了自己得以活动和生存的空间，完成了由自由职业者;向文艺工作者;的身份转变，此时的他们，已经成为国家干部，不仅有固定的工作单位、工资收入，还能在新的文化空间中享有更多的出版优势，但前提必须是在既定的文艺政策内创作，为国家政治服务。国家通过这种把文人包下来;的方式，成为了社会各界所需文学生产资源的唯一或主要提供者，然后又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单位的途径重新分配社会资源。文学的市场性已经被计划经济所取代，依靠文学市场而写作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除了张恨水、巴金、老舍等个别作家仍以稿费和版税生活以外，大部分作家都接受了国家薪给制，在 1949 年 9 月底以前参加我政府机关相关工作的按其参加工作时的规定，实行供给制或实行薪给制工资待遇的，一般不再变动；1949 年 10 月1 日以后参加工作的除自愿实行供给制待遇的以外，一律按国家制定的新的参加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实行薪给制待遇;，在薪给制度下，作家不再为自己的生存担忧，基本上能够维持日常家庭开支，生活水平相对比较稳定。作家、演员，长期不演不写，在旧社会这样便会饿死，今天的组织制度却允许照样拿薪金，收到良好的待遇;，1956 年，国务院通过了《工资改革的决定》，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按照等级不同，研究院和教授的工资从 207 元到 345 元不等，在当时每月人均不足 4.5元的家庭才算困难户相比，知识分子已经属于比较富裕的阶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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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论中国当代文学出版观念的变迁.......................31

1 意识形态规训下的文学出版（19491976）......................31

1.1 国家对文学出版资源的掌控...........................31

1.2 国家出版政策的规范.....................33

四 人民文学出版社与红色經典的生成以《青春之歌》的出版为例.....................47

1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建立与出版特色................... 47

2 人民文学出版社与红色經典的生成机制............... 52

3 人民文学出版社与红色經典的接受效应....................... 55

五 文艺出版社的转型与文学出版策划.............................59

1 国家出版政策的调整与文艺出版社的转型.......... 59

2 市场竞争机制与文学出版策划......................63

七 文学出版与当代文学的互动共生：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当代文学研究的媒介转向

1 出版作为一种文化

浩然曾评价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巴人说：巴人同志革命资格很老，可以做高官。巴人同志艺术造诣极深，可以搞创作。可是，他却心甘情愿在出版社率领一伙编辑，兢兢业业、辛辛苦苦地‘为他人做嫁衣;。出版工作是一项幕后事业，很少为人所知，不比作家的知名得利、风光无限，出版编辑必须要有一颗坐得下来、沉得进去、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平淡的心才行。就是这样一种不张扬的出版工作往往为世人所忽视，更谈不上把出版当作一种文化来专门研究。而事实也确实这样，从古至今，于浩如烟海的文学史著作相比，出版领域曾长期处于荒凉的处境，研究的著作或文章寥寥，显得分外落寞。而对于文学生产极其重要的出版工作，又是不能给以忽视的，因为作家的精神劳动的最终形态还是需要出版的最后塑成，因此，把出版工作当作一种文化研究是一件极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

新世纪以来，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广播、电视、网络、移动技术等信息传播媒介日益走向融合趋势，文学出版在传统重视内容的理念下受到技术的严重挑战，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开启了与传统出版业并行不悖的网络文学出版，打破了传统编、印、发的纸质出版环节，给传统文学出版注入了新的活力，近年来对网络文学出版研究主要集中在（一）出版模式研究，分个人出版、按需印刷、商业出版三种模式；（二）出版技术研究：有文化和技术、Inter 技术、多媒体网络出版物制作技术、在线交换与支付技术、版权与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的储备、发布与检索技术等方面；（三）网络出版知识产权研究等研究领域。鉴于媒介在书写新世纪文学中的巨大功效，一些研究出版媒介的著作和论文也纷纷出现，如图示 7-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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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文学出版作为文学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链接作家和读者的重要桥梁，作家可以凭借出版将自己对外在世界的看法或意见借助出版的作品传达出来，读者可以通过作品来认识作家的思想主张和内心感受，并进而使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交流成为了可能。同时，文学出版也为文化（尤其是优秀的文化）的记载和传承提供了便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劳动分工的进一步细化，文学生产也在进一步划分为更加明确具体的文学生产行为。具体表现为专业作家的生成、文学出版机构的出现和批评群体的积极参与，即创作、加工和反馈。其中，专业文学出版机构的出现成为作家发表文学作品和读者参与文学批评的纽带。伴随文学出版机构的重要性的加强，文学出版制度也就呼之欲出。文学出版制度作为一种制度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文学作品的审核标准，即什么样的作品符合时代需要、是否拥有市场需求以及能否受到读者青睐等，对于作品的创作和读者的接受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文学出版古已有之，但在刻印发达的过去文人与出版的关系比较松弛，文学传播也多为相互唱和、酬谢，文人也非富即贵，文学出版处于附属性地位。进入近代社会，西学东渐;和救国图强等社会思潮致使报纸、杂志等舆论行业迅猛发展，文学出版制度也渐趋形成。建国后，在计划经济调制下新的出版制度（计划出版;）应运而生。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渐确立，作为信息传播的文学出版业在新的时代环境中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态势，其所受制的市场调节作用逐渐增强并占据主导作用，市场销量成为出版业成败的关键指标。20世纪末以来，多媒体技术的发展更是将文学出版纳入了一个充斥着机遇和挑战的境地，一方面在多样化的现代传媒竞争环境下面临着生存危机，一方面在危机中又在不断地转企改制，遵从适者生存;的市场法则，积极开展新的文学出版模式探索，电子出版、数字出版、网络出版等都是传统文学出版与现有媒介融合的新形式，但在仅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这种融合之势在取得了较大进展之时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但问题的存在不能否定社会的前进，任何事物的进步都是在不断解决问题的道路上取得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