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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笔下的欢场女子形象文学研究

凌天传说围观:℉更新时间:2021-12-18 10:30:12

白先勇笔下的欢场女子形象文学研究

第一章白先勇笔下的欢场女子形象谱系

第一节白先勇笔下的欢场女子类型

一、感时伤怀型

国共内战中国民党的失败,使得一大批军士将领、官宦显贵不得不放弃他们在大陆安稳优渥的生活,随国民党退守台湾。伴随着依附对象显赫的权力地位和物质财富的丧失,部分欢场女性同时也失去了金钱和权力的靠山,逐渐走向衰败和没落。政治风云的瞬息变幻给小人物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家势由煊赫到寥落,她们感受着人情的冷暖;由年轻到年老,她们失去了仅有的资本;以往已不谏,以后不可知,在这种命运的捉弄里,她们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了对过往繁华的留恋与追思,郁郁寡欢,感时伤怀,流露出一种岁月迁逝、人世沧桑之感。这类人物形象有《游园惊梦》中的钱夫人蓝田玉、《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金大班金兆丽等。

《游园惊梦》历来为评论家们津津乐道,是谓白先勇之最精致最极致的杰作。小说的场景设置在台北窦夫人家的一次家宴上,以钱夫人的心理意识活动为线索,钩沉起几十年前的南京往事,以当下的种种境遇与昔时作对比,表现出了时空倒错后的命运转徙。窦夫人桂枝香和钱夫人蓝田玉以前都是南京夫子庙得月台清唱的戏子歌女,蓝田玉因为钱鹏志将军听了她的昆腔《游园惊梦》后日思夜想不能忘怀,所以被接入侯门,做了填房夫人。成了将军夫人以后,筵席之间,十有八九的主位,倒是她占先的;,南京那起夫人太太们,能僭过她辈分的还数不出几个来;?。钱鹏志在世时,蓝田玉可谓享尽了荣华,占尽了风头,除却了天上的月亮摘不到,世上的金银财宝,钱鹏志怕不都捧了来讨她的欢心;气百般怂恿着她讲排场、耍派头。在替姐妹桂枝香请生辰酒那天,梅园新村公馆里的酒席一摆就是十台,宴客的款式不怕噪反了整个南京城。然而现在,随着钱将军的去世和迁台后侯门的失势,钱夫人也最终复归于平民。当年与她一起的桂枝香,却在经历了被妹妹横刀夺爱以及做偏房等一系列的坎坷之后终于熬出了头,成了声名显赫的窦夫人。在参加窦夫生命日宴时,钱夫人无时无刻不表现出了深深的失落,从丝绸料子的腐旧,到旗袍款式的过时,到自我容颜的衰老,到宾客入席的主次,以及宴罢归去时无车接送的冷清,昔日的荣华富贵早己离她远去,她只能在生活的巨大落差间默默品尝着生活的苦酒,在孤单与清贫间苟延余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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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白先勇小说中欢场女子形象的特点

白先勇塑造的欢场女子,与文学史上的同类文学形象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她们被视为有丰富情感和欲望的个人,而不仅仅是道德败坏者、性病和公共卫生的威胁者、面目可憎;的特殊群体。这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大的方面来看,这与台湾性产业非罪化的社会背景关于,1956年民国政府颁布的台湾省娼妓管理办法;规定,台湾省实行公娼检验制度,取缔私娼,并划定的特定区域,对性交易业主;及娼妓;发放限量执照,及以落日条款;对娼妓行业进行约束,规定营业牌照不得继承、转移,所有人死亡后,营业牌照自然消失。这一规定直到1997年陈水扁上台才得以废止。半个世纪以来,这种相对缓和的娼妓管理制度,是与大陆政权坚壁清野的完全禁娼姿态颇为殊异的。欢场女子在法律和道德上地位与角色的不同,反映在文学作品中,自然也会有对应的差别;然而这也离不开作家个人的人性视角与悲悯情结。白先勇没有以既成的偏见来框定自我的文学想象,以居高临下的道德评价姿态,继承现代文学固定的二元话语编码,而是以设身处地的怜悯态度,端详着这群为社会伦理道德所放逐的边缘人。于是在他的笔下,固有的认知模式被冲破,欢场女性的形象开始呈现出复杂多元的驳杂色彩:她们不再是单纯的受压迫者和待拯救者,转而成了主体和能动者;面对寻芳者的垂怜,她们既可以奋不顾身地为所爱者牺牲所有,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一位精明的女商人,懂得算计与权衡,她们真实的情感态度得到了重视;在娼妓业遭遇污名化的社会语境当中,她们对职业、自身及自身所处的社会关系已经有了各自的理解,白先勇的欢场书写因而呈现出与既有的文学想象截然不同的多元色彩。下面笔者将分别从这三个角度入手,对白先勇笔下的欢场女性形象的特点作进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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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白先勇欢场女子形象书写的心理动因探究

第一节郁结于心的女性情结

情结;最初是德国精神病学家西尔多齐亨提出的一个心理学术语,后来被冯特用以研究人的意识这一领域,此后弗洛伊德和荣格都对情结;进行过研究。情结指的是一群重要的无意识组合,或是一种藏在个人神秘的心理现实中的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是潜意识的感觉、情绪、观念的记忆;第二,它长期深藏在人的心中,难以摆脱;第三,它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人现在的种种行为和心理现实;第四,它与人早期的经验关于。;总之,情结连接着人的过去与未来,影响着人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是一生的情绪、感觉或观念。在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形象、母题,则与作家的心理情结紧密相连。白先勇作为男性创作主体,惯予透过女性视角去表现欢场女子的处境与挣扎,这与白先勇浓浓的女性情结息息相关。本节拟通过对白先勇特殊的生命经历、身边的女性关系和与众不同的性向形态的梳理来分析白先勇白先勇女性情结的形成原因,进而分析白氏对欢场女子形象偏爱的心理动机。

特殊的离乱和病痛经历给白先勇的心灵带来的创伤性体验,以及身边几位率真纯良女性对童年白先勇的贴心照顾与悉心呵护,对白先勇日后性格气质、心理结构带来的巨大影响,其实是难以估计的。但是,如果隔着长长的时空对童年白先勇的处境进行回顾与审视,我们发现,离乱病痛中的白先勇与旧时代女性二者的处境是多么的相似:同样处于弱小、孤单、边缘化的境地,同样缺乏身体上的自由,并在外力的强制作用下丧失话语权,从而不得不保持缄默。在四余年的隔离生活,甚至是白先勇整个童年生涯里,父亲的角色一直是缺失的,成长过程中陪伴他的只有坚强的母亲、善良的三姐和忠顺的女仆,也许也有几位兄长幼弟、厨子帮佣等男性角色的存在,但从亲疏程度上来说,他们之于幼年白先勇的意义则远不及上述几位女性。加之白先勇作为同性恋者的与众不同性向形态,白氏郁结于心的女性情结似乎就更易理解了,对于这一点,笔者将在第二节进行详细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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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对传统道德的反抗意识

女性情结也许能很好地解释白先勇钟情于塑造女性形象的原因,但在诸种女性形象中为何偏爱于欢场女性,似乎有待于进一步地探寻。在中国传统的文化结构中,禁锢重重的道德主义最为流行,从儒家男女授受不亲;的圣人经典话语,以及对女性三从四德;的道德规范,到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人性禁锢,无一不对男女之间的关系谨慎持守,以男性意识对女性进行重重约束和压制。欢场女性作为游离于家庭和社会伦理结构之外的一类特殊群体,其面目更是复杂可疑,无论笔者以怎样细致的标准对这一女性群体进行类型划分,似乎都逃脱不了社会各个阶层的道德歧视眼光;无论你我对于这一群体努力抱有多大的宽容之心,也都难免转过身去额手称庆自己未曾沦落此身。白先勇却勇于逆潮流而动,将自己的笔触伸到这一饱受压抑、饱受歧视的欢场女性群体,为她们辩诬,为她们正名,正是白先勇大胆反抗传统道德的表现。

如果说童年时的患病经验让白先勇初次领受了身处弱势的孤单处境与失语痛苦,那么青少年时代对自己同性恋身份的明显察觉则让这种感觉不断得到固化和加深。在西方,同性恋在医学上被认为是一种心理变态和人格违常,在社会学上被认为是西方社会高速运转所产生的离心异类;,社会上的人亦将同性恋看作违背伦理的不正常的人,对其大加排斥。我们今日已经无以得知白先勇在最初意识到自己的同性恋者身份时的反应与态度,但在《写给阿青的一封信》里我们可以推知他当时所感受到的强烈震撼:我知道,你已经经历了你一生中心灵受到最大震撼的那一刻,那一刻你突然面对了真正的自己,发觉你原来背负着与大多数人不同的命运;那一刻你可能会感到你是世界上最孤单的人,那突如其来的彷徨无主,那莫名的恐惧与忧伤,恐怕不是你那青涩敏感的十七八岁年纪所能负荷及理解的;气在同性恋;的字眼仍为绝大多数民众所避讳的台湾社会,白先勇所背负的巨大的心理负担是可想而知的。一般说来,同性恋者一方面会因为社会强烈的憎恶及歧视态度而生出巨大的羞耻感、罪恶感,另一方面又会因为自我同性爱的需求与欲望难以得到满足而产生矛盾痛苦的心理,由于内心背负着这双重的负担,压抑自我、逃避现实甚至干脆以自伤、自戕等方式向命运屈膝投降是许多同性恋者所采取的近乎本能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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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白先勇欢场女子形象书写在文学史上的角色与地位.............38

第一节继承与接续白先勇与中国古典文学的青楼书写传统...............38

第二节颠覆与超越白先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妓女形象书写..............42

第三节思索与启迪白先勇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灰色女性;形象书写..............46

第三章白先勇欢场女子形象书写在文学史上的角色与地位

第一节继承与接续一白先勇与中国古典文学的青楼书写传统

欢场女性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在罪恶的卖淫制度下与众不同的生存方式、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命运和曲折坎坷的心灵轨迹等诸多方面,始终是作家们所持续关注和着力表现的对象。从传统的青楼文学到晚清的狭邪小说,直至新文学的欢场书写,欢场女性始终活跃在中国文学史的舞台上,作为一类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系列而大放异彩。显然,对于欢场女性形象的刻画并非是白先勇空前的独创,相反,白先勇是在自己对于欢场女子的与众不同理解中,进行着对中国古典文学中青楼文学书写传统的继承与接续。

在封建帝王专制的古代,尽管江山易主、政权更迭,但由于文人士子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基本未变,所以他们所书写的欢场女子形象大体一致,即才貌双全、色艺双馨的风流名妓,她们的存在不仅满足了文人士子被封建伦理道德所压抑的性欲望,补偿了他们被包办婚姻所剥夺的情感需求,而且欢场书写也成了风雅文士炫耀、展示自己的学识和才情的场所,和表述自己政治和文化诉求的重要手段。到了晚清,封建末世文人一面继续在酒色财气中展现自己风流放诞的名士追求,在诗酒唱和中表述着对于色艺俱佳的古典名妓的追忆;一面则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挣扎中,书写着妓女的贪婪与欲望,并以此来讽喻、劝诫后人。由此可见,在古典文学对于妓女的话语编码中,一直存在着溢美/溢恶;的两极化叙述。本文无意于对古典文学中的青楼女子形象进行系统的梳理,重心主要放在白先勇的欢场女性形象书写与传统青楼文学的精神联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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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我们所选取的几乎全部都是男性作家塑造的欢场形象,那么不同的性别角色在观察和形塑欢场女性是,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在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里,听见了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的高论,见到了一系列以身体为筹码费劲机巧博取男性倾心的高级妓女;在丁玲的《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看到了一个从农村到大都市,深深迷醉在现代生活的物欲与肉欲享受中难以自拔的妓女形象;在林白的《去往银角》和《红艳见闻录》里,看到了一位身体觉醒女性,以去银角做鸡;的方式,借以逃离自己的所在之地。这些来自于女性自身的、对于性和身体的真实反应在文学史上的出现是颇有意味的。男性作家的笔下,在以民族救亡和社会变革为重心的阶级社会中,欢场女性的身体总是承载着太多社会道德和民族文化忧患的意识;到了商品意识占据中心位置的现代社会,欢场女性的主体身份又过多地隶属于当下的消费话语。也就是说,男性作家在对欢场女性形象进行构筑之时,总是不同程度地对这一角色的主体感受进行着背离和异化,欢场女性与真实自我、主体自我之间往往是分裂的,她们的自我认同承载着太多社会文化运作的痕迹与信息,所以很难说是本体性的。而白先勇与众不同的性向形态,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跨越了书写主体的性别界限,一方面避免了将欢场女性作为欲望的对象而造成对其身体尊严的冒犯,另一方面又因自我认知的女性化倾向而避免了将女性客体化、对象化,从而得以深刻地觉知并表述女性的悲剧命运处境。白先勇的经验或许是不可复制的,但其欢场书写的文学成果,所提供的的对于两性性别的沟通,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焕然一新的视角,可以说,中国文学的欢场书写中,他的局限和成就都是独一无二的。白先勇的欢场书写是中国文学中欢场女性这一文学母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笔下的尹雪艳、金大班、钱夫人、李彤、朱青、娟娟等富有个性和时代特征的欢场女性形象丰富了中国文学史的艺术画廊,永远散发着不朽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略)